第六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9月6日在京举行。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彤博士指出，由于大国竞争的本质改变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博弈将是竞争和区域合作共存。当下亚太地区能否经受住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验并能继续保持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则需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第一，如何在亚太地缘格局变化中处理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第二，如何处理政治包容性、安全机制化与集团化之间的矛盾。
非常荣幸能参加本次论坛的交流学习，与在座的各位同仁老师和专家一起探讨，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何正确的认识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推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智库专注宏观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的专家，借此机会，我想先从大国竞争作为切入点，谈一谈认识和思考，供大家借鉴与参考。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大背景下，要正确、深刻理解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首先要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起源因素和具体情况。从21世纪开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形成的起源因素是：一、美国渴望保持全球主导地位，且一贯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二、中国在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积极启动实施，并以此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加强国际问题的话语权。三、随着中国的技术现代化高速发展，因制度差异化而导致交流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中国逐渐转变为美国的主要技术竞争对手。整体来看，中国在亚太地区捍卫其国家利益的活动逐渐增长。在这些重要因素的影响之下，中美关系也在此基础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对中关系特点是试图融合中国，也是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则是从战略竞合逐渐转变到全面战略竞争，尤其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者，2018年初的贸易战更是直接宣示着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到来。美方要始终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包括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美方无论是试图从军事战略取得优势，还是试图控制全球能源资源，其本质都是在战略资源控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美国希望维护其霸主地位，而中国自己则寻求发展并希望加强其大国地位。中美已经从战略互动阶段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大国之争从表面看，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中国所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其本质是因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决定的，其矛盾从根本上而言是难以调和的。如果说把“冷战”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思维、对峙的观念和对立的思想模式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中，中美关系确实有些冷战的特征，但是，那只是局部和表面的相似，“冷战”既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也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现阶段，地缘政治、军备竞赛和国家安全等现实主义议题仍然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国际关系史来看，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急剧提升了战争成本，因此在近数十年大国间的“摩擦”所造成的直接军事冲突规模有限、程度可控。虽然军备与战争依然是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可能形式，但是在大国“相互制约”的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与军备竞争的效用逐渐因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而降低。全球技术和经济转型加剧了国际关系的混乱。经由全球经济技术变革拉大了各国经济发展差距，这无疑加剧了中美结构性矛盾，加速形成全面战略竞争。如今在一个由先进技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大国竞争已经不仅是军备和GDP数值的较量，还是持续创新与快速应用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所以现在从大国竞争的本质来谈，一定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才是大国竞争的常态。随着大国竞争的本质改变，美国的全球战略随之调整，亚太地区将成为21世纪大国竞争和博弈的主要地区已成定局。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主要是由于正在出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亚太正成为世界经济、投资、产业和创新中心。地区GDP总量占全球GDP总和的比例已超过60％，未来还会继续增加，更多的地区国家正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将继续向亚太聚集。二是与此同时，亚太地区也正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中心。随着成为经济中心，亚太地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也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其中既有地区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产生的压力，也有域外国家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向亚太转移的效应。由于大国竞争的本质改变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博弈将是竞争和区域合作共存。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内在驱动力来自区域经济链接和以此为基础的互利认知。从供应链分工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阶梯型的互利结构，即高发达经济体位于供应链的高端，提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中等发达经济体位于供应链的中端，提供制造技术和重要零部件；欠发达经济体主要进行再加工和产品的终端装配。这种阶梯型的分工结构所形成的生产链与供应链网络基于市场的开放环境，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从供应链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亚太地区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优势转移和延伸，其运行基于两大推动力。一是依据成本效益比较，进行产业分工转移，让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分工序列；二是上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竞争力，以进入更高层次的分工序列，把低端让给更具比较竞争优势的经济体。亚太经济区域合作为地区与国家的这种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也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产业链的地位分配。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阶段，亚太地区利用自身优势抓住了发展机遇，但在全球化陷入低潮而地缘政治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亚太地区能否经受住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验并能继续保持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则需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第一，如何在亚太地缘格局变化中处理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亚太国家通过经济贸易合作与市场扩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缘矛盾，但在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能否处理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将决定未来亚太地区能否延续和平与繁荣。例如：香港因疫情原因经济受创，新加坡抓住机会高速发展，在“新港”之争取得上风。但随着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深，中美“大国博弈”势必将影响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的产业链和贸易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再比如说越南制造业的原材料、技术主要来自于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第二，如何处理政治包容性、安全机制化与集团化之间的矛盾。亚太地区在地缘和政治上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原有的政治及安全机制也体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特点。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想在亚太推行集团化的政治和安全安排，与原生态的地区机制之间出现两种方向、两种趋势之间的较量。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发生的变化足以给亚太国家提供警醒：这种较量不能朝着对立甚至对抗的方向发展。尽管美英澳日联盟这样的集团化趋势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们的扩张或升级会给亚太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比如韩国，如今已经成为亚洲的发达国家，但韩国的军事政策一直是针对北方的朝鲜，而不包括其他领域。但美国一直在怂恿韩国，参加南海巡航等亚太行动，把韩国的军事力量也拉入自己的亚太战略。再比如印太战略，其本质是由美国主导，开始启动美印军事同盟的构建、最终完成美日澳韩印五国反华军事同盟。而这些都将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发展局势。当前，中国对世界大势判断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但仍然是和平发展时代。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事件应当让亚太国家更加珍惜和平发展的价值。亚太地区应当努力成为一个榜样：不仅能够持续发展还能够维持和平，做到避免战乱，保持繁荣稳定，这对亚太地区的未来而言是最大的考验和挑战。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并为地缘政治变化提供足够的韧性，亚太地区还需要进一步克服发展进程中的“拉美化”倾向。亚太地区的既往发展以中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的崛起为主要特征，但中小经济体需要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支持和帮助。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均衡的高水平发展态势，将是对亚太和平繁荣前景的主要支撑。“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同世界和亚太各成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作为亚太国家，中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给予高度重视。中国不仅是亚太区域合作重要的参与者，也是重要的贡献者。中国坚持开放与合作的大政方针不会动摇，并将以深化开放、真诚合作来聚拢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消减单边主义、敌对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来源：太和智库。因篇幅原因，内容略有删减。原文链接见“阅读原文”
